[13]由于法律、法规对学位授予标准的规定具有原则性与纲领性，几乎所有的高校学位授予标准均可涵摄于法定要件之下，不难理解在授权逻辑之下，高校学位授予标准几无可能产生违法性。
权利，从债权人的角度看，就是债务人的义务。实际上中文法学论著和教材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做法不一，有的倾向于将职责、责任纳入义务概念的外延，而有的似乎不予认同，结果两方面都没有阐述充分的理由，没有形成共识。
这些都只是说明在法律制度上，通过立法者的意志、通过主观的安排，义务可以不同程度地与权利相分离。（4）经济分析法学很少论述义务，但其论述义务时，在理性人假定下，直接将义务视为产品的生产成本或劳务、财物支出，从而直接触及了本质主义法学所重视的义务的本体，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义务本质观一脉相承。义务的性质，属于利益方面的回报或补偿，故谁爱我们最多，我们就对他作最多的贡献，该给回报的，就应努力予以报答。刷新后的权利-权力-义务概念体系有影响的论文、教材、著作为数已不少。所以，欧美学术界通常把自我评价与自尊一起，视为人在回顾和思考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复杂的认知和情感结构，在推动相关体系的完善方面有自我促进功能。
应当承认，多数情况下言词标准确实可以作为辨识义务的标准。1.义务所属的权利-义务体系的根在欧洲，于20世纪初随汉译日文法学出版物引进中文法学，到21世纪初大体形成了包括如下基本概念的格局：以权利、义务为核心，另加上法、法律规范、法律行为、法律关系、法律责任、法律文化、法律价值、法律体系、法治等十来个。我们打造环境法典的目标是使其成为引领当代环境立法潮流、顺应生态科学发展规律并有能力解决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制度体系集群。
然而，目前言谈话语中的法典化，仅是法律形式的改变，而就法典对法治现代化的意义、地位、目标等思索不够。(67)有学者认为：在新的形势下法典化已经成为环境法发展的新路向，我国亦当对此予以积极回应。二是制定法是明确的，尽量减少模糊语言。没有体系思考就不可能有完整、逻辑一致的法典。
⑧同前注③，穗积陈重书，第8页。解法典化承认法典存在缺陷，进而要求立法和司法予以矫正。
拟制性是被法学遗忘的概念，同时还存在将拟制的法转化为教条的危险。(29)同前注③，穗积陈重书，第18页。3.法典化渴望法的安定性 法典之典关键在于安定。⑥法典化是对已有法律的系统化、体系化，包含对法律的安定性、自主性、独立性等的追求。
再法典化成了反法典化、解法典化之后的新思潮。在诸多英国法律家看来，法典在实施过程中难以尊重法律的稳定性，且创设时间较长、程序复杂、过度形式化、难以避免不同理解。法典化是通过拟制思维而制定高度抽象的规则。(63)然而，当我国《民法典》进入立法规划后，刑法学者也提出：当代中国刑法的法典化程度，与中国社会形势的变迁、法治的整体发展水平、立法技术的提升密切相关。
(16)同前注⑥，玛丽亚·路易莎·穆里约文，载前注⑥，许章润主编书，第66页。在英美法系，一些学者还是把与判例法相对应的制定法称为法典，认为法典化无非是用语言文字把习惯规范、法律原则、法律规范、法律定义等表示出来，使所要表达的法律意志更为明确、稳定。
法典是体系思维的产物。三、正确认识再法典化 虽然法典化是法律本质转变为科学之产物的必然结果，但是从罗马法复兴到莱布尼茨对法典的科学追求，法典化的历史充满了失败。
一是把对制定法及习惯法等规范的汇编称为法典化。(25)朱维究：《对我国行政法法典化的思考——兼论行政法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的统一》，载《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第4期。法律自主性包含有对完善法典的追求。革命胜利、改革成功、社会转型、现代化目标设置等，都可能成为法典化的理由。再法典化不仅要求从法律体系的角度完善法律，而且要为法律自主实现提供方便。(64)出现这一要求的原因在于，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浪潮中，西方法典化的法治思路依然受到我国刑法立法的推崇，是因为这种立法方式暗合了中国刑法立法的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
因此，英国虽然出现了不少制定法，但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司法造法的发展模式。既要看到法治中国建设对法律法典化的需求，也要提炼法典发展演化的规律。
二是把精致的法律创制及表达方式称为法典化。法典出现会引发静止社会及发展的停滞，这一论断也是英国法学家梅因反法典化观念的经典表述。
首先，法典编纂的理性追去表现在体例上的理性化追求。自主性原本是法教义学的命题，强调的是法律概念定义、规范程序对思维和行为的指引，侧重于概念、规范分析，从法律已有的意义中确定具体意义。
其学说成为近世诸国法典编纂事业的发动机。人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法典的命运系由阐释者所决定。一般来说，再法典化呼声源于原有法典存在问题，诸如法律的相互矛盾冲突以及重复立法是引发再法典化的主要理由，但也不能排除法律移植意义上再法典化。这使得我们必须在运动与静止、保守与创新、僵化与变化无常这些彼此矛盾的力量之间谋求某种和谐。
法典编纂植根于18世纪欧洲所发生的以启蒙运动、理性法、世俗自然法、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为原则与原理的‘智识革命。多数法律学人相信有法典比没有好。
法典之典的意思就是权威性和稳定性。(36)现在看来，这些论文均存在不少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法典的概念界定不清，基本是把制定法的体系化当成法典，而没有把法典化当成法律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也没有看到成文法对脱胎于长期习惯法中的制度的排斥，也折射出立法者对于传统和历史的价值缺乏必要的敏感性。
对文本来说，单行法规也不能一人一事一法。法典化无非是把人的意向用文字予以充分表达，以方便人们检索、理解、解释、推理等运用。
英国法学家约翰·奥斯丁就认为，有了法典，诉讼未必能减少。为使法典具备安定性，法学家进行了多角度探寻。可是查士丁尼编纂法典不是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而是在日耳曼入侵后的衰落阶段。在案件中被适用的法律，只是法典的部分规定，碎片化难以避免。
法典作为法律典范，是指法典不能朝令夕改，需要保持长期稳定。故在本文中，反法典化语用不正式登场，仅于此简单叙说。
法典形式的立法技术有利于实现法律的普遍性、确定性、体系性和完整性。(三)解法典化需注意法律安定性 法律安定性具有两种意义：第一，通过法律达成的安定性，如借此达到防止抢夺、谋杀、盗窃、违约的安定性。
因为对刚完成法典化的法律再法典化，是不重视法律稳定性要求。没有逻辑方法的使用和科学的探究，很难产生现代意义的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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